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把尺，在得意忘形时提醒你自己是谁；在为了私欲而践踏底线时提醒你该自惭形秽；在趋炎附势、攀龙附凤时提醒你尊严的价值。我无法去度量别人的尺，我只是觉得母亲的尺有时就像一道强光，把我阴暗丑陋的一面也照得无处躲藏。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是唱红脸的，母亲是唱白脸的。我很怕她，甚至不敢像对父亲那样去亲密地拥抱她。她很凶，我觉得不如她意时便会遭一顿打。小时候，背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倒不是因为难，而是老师说必须背给家长听。我坐在板凳上两遍就能背下来，但是我还是怕，面对母亲时好像我是个老年痴呆者，对文字显得又笨拙又糊涂。母亲拿起苍蝇拍随手就那么一抽，我知道她是个粗人，下手没有轻重，所以房间总因两个人的着急而沉重。
有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往往却只能凝结悲伤在心灵中缓缓流动。
xx年，秋，北京。记忆中，那是母亲这辈子打我打得最惨的一次。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美，或许花枝乱颤的头发；或许五彩缤纷的裙子；或许浓妆淡抹的脸。母亲在百货公司上班，我会经常在偌大的空间走动，商人和顾客很多，也都在为各自的利益精打细算。我路过一家化妆品店，有一盒子的金粉，涂在脸上的。趁着人山人海，我拿走了其中一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偷东西，带着隐秘的激动与兴奋。我开始在每个角落炫耀我的金粉，一鼻子的得意。
时间一长，母亲还是从抽屉的最深处发现我最隐秘的“赃物”。母亲知道她从不给我零花钱，我是买不起有点档次的化妆品。那么，答案就是——偷。母亲第二天拽着我来到那个化妆品店，她扯着我的衣领说道歉。老板显然不知道原委，吓呆了。母亲愧疚地解释了一遍，直说“对不起”。鞠躬，道歉，反反复复。她用手掌抽我，一张漂亮的脸愤怒地扭曲而涨红。老板直拉着母亲不要打，她不追究。但是，母亲不肯，她继续她的愤怒，直到我的胳臂容不下另外的巴掌，直到她打不动了。母亲赔着笑，塞给老板双倍的钱，然后扯着我离开。
母亲走在前面，背对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那时，母亲很瘦，像一张纸，风一吹，纸片在抖。不对，是母亲在哭。
去年，我看了一本书，仿佛深有体会地误解母亲的眼泪。阿米尔的父亲说；“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没有比盗窃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所以，母亲当初如此厌恶盗窃，自古诚信不可抛，谁都不想成为人人避之的独行者。泰戈尔曾说：“虚伪的真诚，比魔鬼更可怕。”我想，母亲是盼我有个问心无愧的归宿。
我有个习惯，是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如果路上碰到乞丐，似有强迫症一样地要给他点儿钱。以前，我和母亲出门时，对街口有个乞丐天天蹲在那儿，我碰到多了，也自然熟络了。头发花白，乱糟糟也不去打理。后来，我觉得自己有点好笑，一个人会打扮成绅士淑女去乞讨吗？她样子似七八十了，操着一口外乡音，有时会向我们要点钱，有时会讨几个便宜的饼。我们给她的时候，她总会笑得把参差不齐的旧牙露出来。我不知道她住哪里，更不知道她都经历怎样的生活。像她这么老的人，要是有个温暖的家庭，也会天天笑得与我奶奶一样慈祥。她渐渐爱咳嗽，也懒得出来走动。母亲偶尔看到她也会担心，想着哪天送几盒药也总是忙到忘记。次年春，连着半个月都没见着她，那药母亲也一直没送出去。想着，她也许是熬不下去了，也可能是回了老家，反正再没见过。那时，还没有那么严的城管，我为她悲哀也庆幸，如果到现在，她的日子或许会更艰难。但母亲常说，能帮点是点，我也觉得蛮有道理。
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动物，母亲也是。但我还是觉得她是世上最善良最公正的人。她一辈子用了无数的时间教导我如何把人做“好”。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按照她的希望，做好自己的本分，但我心里始终有她的尺，让我的原则隔着乌起麻黑的脏乱，让我相信世上还有真情还是一片好人间。
史铁生说过：“看见苦难的永恒，实在是神的垂怜——唯此才能真正断除迷执，相信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我想，母亲在我人生中起到最大的作用，便是教会我如何去爱，带着恭谦带着友善去爱世界。就像开启了另一双眼睛，迎接苦难，像一粒沙尘，带着小小的欣喜卑微地面对生活。
也许，母亲的尺是一份严格，一点勤奋，也许是一次期许，一缕真实，也许是一场关怀，一分博爱。
母亲有一把尺，始终支撑我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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