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生活潦倒的罗尔纲想到了卖文为生。一次，他在《中央日报》的“史学”版发了一篇论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里面引申管同、郭嵩焘的议论，大做文章。没想到，遭到了胡适一顿严斥。在致罗尔纲的信中，胡适写道：“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地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罗尔纲对胡适的教诲充满感激，执弟子礼甚恭，不论是问学就业，不时请益。
胡适的“不苟且”，也就是他常说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可说三分话。做学问的人，可以作大胆的假设，但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
l944 年，李孝定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成了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研究之余，李孝定开始作文，并将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投给了史语所的学术《集刊》。孰料，没过两日，他便收到了退稿。他怀疑稿子根本就没有审阅，心里很是郁闷。向所里一位前辈讨教，对方告知：“按照旧规矩，进所新人，有一定的任务。入所之初，学习为主，不得立刻写论文，急于发表。”“那要多久呢？”“傅斯年先生要求至少三年。”李孝定这才恍然大悟。他倒也没有怨气，而是继续悉心钻研，后撰有《甲骨文字集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等著作，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傅斯年要求年轻人“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可谓用心良苦。之所以如此，考虑的是年轻一代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渴望一举成名，往往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取的。
l98l 年，钱理群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导师王瑶的助手。王瑶十分严肃地告诉钱理群：“ 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钱理群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按照王瑶的教导，钱理群始终淡泊名利，忠于学问。在回顾自己的过去时，他问心无愧：“ 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王瑶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切切不可哗众取宠，切切不可浮躁虚华，因为这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
几位大师对弟子的一丝不苟，实际上说的都是一个理：做学问讲究博学深思、沉潜把玩，是寂寞中的忍耐，是忍耐中的坚持。所谓“严师出高徒”，这话在几位学人身上都得到了验证。如今，很多人做学问就像江湖卖艺，敲锣打鼓，三分本事，七分吆喝，哪能吸引人、服住人？师不严，徒不高，也就见怪不怪了。更有甚者，连为师的都只是个花架子，更遑论传道授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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