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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改变国家命运，宋朝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宋朝初期，三冗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负担日益沉重。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同判礼院宋祁在《上三冗三费疏》中说：“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为此，他还就消除三冗局面提出自己的办法，例如实行精兵简政，官员编制定额，清除多余人员;让僧尼道士、军队适当减员。这样既可节省国家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又可加强工农业生产等，好处多。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25的《宋冗官冗费》中说：“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词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这就是说，宋冗官冗费由来已久，绝不是宋仁宗做皇帝以后才有的，而是日积月累，到宋真宗时，冗官就为数众多，难以统计。
而且宋真宗本人还特别喜欢封官许愿，“制作”冗官。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奏章中一针见血指出：“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乐与臣下共庆，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一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正郎、带职员外郎并诸路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斋郎。其大两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优于庻僚，复更每岁奏荐，积成冗官。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宋真宗所以那么喜欢封官许愿，是因为他认为那样做，皇恩浩荡，可以加强政权和巩固政权，却不知自己走的.是用人唯亲路线。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范仲淹在十大政中提出“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纠正治理天下中侥幸取胜的念头。
宋初冗官的来源还和开科取士要求偏宽息息相关，进士科仅仅考试诗赋，明经仅仅考试背诵默写经典词句能力。由于进入门槛太低，要求不严格，所以名不副实，不会办事的人多。这样做，既是误人子弟，又是祸国殃民。
那么，宋人是怎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查历史，方知道和读书息息相关。在宋朝历史上，曾发生一次有意义的历史变革，那就是教材改革。《大学》和《中庸》原为《礼记》的两篇。作为单行本，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和《中庸》篇。据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王拱辰榜之后夹注：“是年赐《大学》篇，自后与《中庸》间赐。”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在宋仁宗时，初开始，《大学》和《中庸》作为礼品分别赠送给新科进士们，希望他们认真看书学习，加强自身建设，注意工作方法，做到亲民，修身齐家平天下。
据弘治志卷之三十九《蔡襄传》记载，蔡襄便是宋仁宗天圣八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这个记载告诉我们，这次教材改革六年后，继四贤之后，又涌现了蔡襄等一大批新人，甚至连出版家也加入了新人队伍，引人注目。这可谓是中国直至世界历史上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个奇迹。就这样，读书改变了国家命运，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后来，庆历新政终于粉墨登场，范仲淹最终提出十大政，宋朝中期改革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之所以教材改革那么重要，是因为《大学》进行的是人生观教育，《中庸》进行的是方法论教育，二者是成年人教育的好教材。《大学》开门见山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说，成年人教育的宗旨主要是提高道德品质修养，做到亲近平民百姓，把各样事情(读书和实践)办得好上加好，精益求精。与谁亲，是个根本性立场问题。作者认为，无论是谁，是君是臣，还是民，都要从思想上树立“亲民”这一关键性问题，以营造君亲民、臣亲民、民亲民的政治局面。读一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那么，宋朝初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就一一找出来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也就成了改变国家命运的英雄。英雄哪来豹子胆?全靠自觉接受人生观、方法论等的教育。宋仁宗赏罚不明，东京廷议时许多人都不敢说，蔡襄却在西京写诗批评宋仁宗，及时纠正错误，还引起了许多人共鸣，把他的诗抄下来，广为传播。后来，甚至于连出版家也劲头十足，为之刻版、印刷，大量发行，还传到了外国。许多人关心国家大事，为国家兴人民富出谋划策，贡献力量。这些很显然是宋朝中期教材改革的硕果。
有了好的学风，庆历新政也就有了新的的历史条件。于是，国家考试改革应运而生。“精贡举”，改革贡举制度，重视明经人才培养，精益求精。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门槛高了，要求严格了，国家才能通过开科取士，得到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更重要的是，国家考试是“指挥棒”，指明了今后全国各地教学内容和努力方向，让考试制度改革在各地开花结果，让庆历新政锦上添花。所以，继学风改变以后，宋朝中期又迎来了社会风气的可喜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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