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忏悔录》中写十八世纪这个阶层的精神状况、道德水平、爱好与兴趣、愿望与追求。接下来小编整理了卢梭忏悔录读书笔记，欢迎大家阅读。
卢梭忏悔录读书笔记1
第一次读卢梭的《忏悔录》，当时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非常幼稚，觉得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怎么会骗人、调戏妇女、偷东西……伟人应该是“完人”，没有一点暇癖。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当我第二次重读《忏悔录》时，才感到敢于赤裸裸地公开披露自己的隐私、揭示自己伤疤的卢梭，才是人格意义上的人，值得让人尊重和佩服。而中国当代的传记文学创作，是否应该学一点卢梭的精神呢！
现在，不管是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还是大街小巷的书摊上到处是各种名人的传记。然而，翻开一本本书，从头到尾，通篇都是过五关、斩六将，而看不到他（她）走麦城，更有甚者，把自己说成一朵花，把别人说成豆腐渣，借机抬高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总之，不是他（她）实际的那样，而是他（她）希望的那样。其实写自传的不管是自己写还是请别人写，真正写出自己的成长变化，犯过什么过失，倒是对世人有益。
其实学一点卢梭的精神，并不是象某些明星那样拿自己那点隐私来吸引读者。更多的应该是对读者、为后人有教益的功过是非、经验教训。一个人在几十年的经历中，他所走的路程，很难说是笔直的，一点弯度也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问题是看你有没有卢梭的那种自我剖析的觉悟。敢不敢象卢梭那样揭露自己的伤疤，对自己的功过是非有没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周总理生前曾说过：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中的错误，要让活着的人们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翻译者刘思慕在《歌德自传》译者新序中说：“深刻的自我解剖和坦率的自我披沥，是《歌德自传》的第一个特点……”而这些伟大的、著名的人物，敢于披露和承认自己的缺点，并没有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威望，后人不是同样敬重他们吗？
我和许多的普通人似乎没有写自传出一本书的资格或兴趣。不过活着的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写自己的历史。因而，在这个文化浮躁的时代，我不合时宜地重读了《忏悔录》，发一点愚不可及的感受。
卢梭忏悔录读书笔记2
再没有比《忏悔录》更能体现出记忆和期待之于幸福的意义的了。在本书的开头，奥古斯丁点明了贯穿全书的两大主题：寻找自我，寻找上帝。人之所以悲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失去了自我，而之所以失去自我，乃是因为失去了上帝；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发现真正的自我。记忆和期待的意义就在于，只有通过记忆和期待，人才能实现这一双重的寻找。实际上，这双重的寻找可以归结于一个问题：人和上帝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心灵乃是上帝的形象。只有认识到人和上帝的关系，才能理解作为人和上帝之中介的心灵——上帝的形象；而心灵作为上帝的形象，恰恰就是人最真实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忏悔录》的写作目的，就是在自我身上寻找上帝的形象。
如何寻找？既是通过记忆，也是通过期待。奥古斯丁对自我的记忆，不仅追溯到常人无法记得的幼年，甚至提出“在出生之前，自我是否存在，存在于何处”的问题。而且通过对生平的追忆，奥古斯丁细致入微地揭示了自己身上的罪性，以及向善、向恶的两股力量作为对立的意志在他心灵内部的长期争斗。他认为，从婴儿时期开始，人就充满了罪性，终其一生都无法彻底摆脱；然而同样真实存在的，是一种不断求善的`意志，要求人朝向上帝，按照上帝的诫命生活，同自己的罪性斗争。对生平的记忆，就是为了不断确认这股引人朝向上帝的力量；而记忆不仅要追溯到生命的初始，甚至要越过生命，往生命之前无限延伸，就是因为这股力量最终来自先于一切生命的上帝。其实，这股向善的力量就是内在于心灵的上帝形象，它是上帝在创造人的初始所赋予人的恩赐。在《忏悔录》的每一章开始叙述或者讨论之前，以及在全书行文的各处，都充满了奥古斯丁对《诗篇》的引用。布朗在他撰写的传记《希波的奥古斯丁》中指出，《诗篇》的祈祷语言，是奥古斯丁所能找到的，能够表达他写作《忏悔录》的深沉动机的唯一语言。而祈祷语言所呈现的正是一种期待的姿态。奥古斯丁的记忆和忏悔，始终处在一种朝向上帝、朝向永恒幸福的期待的指引之下；《忏悔录》的全部写作，都在这种期待中获取力量。属尘世的记忆和期待之所以显得虚无，是因为所记忆和所期待的，顶多是短暂而相对的善好；更不用说，如果记忆和期待的对象是罪的快感给心灵留下的影像，那么人将在时间中彻底沉沦，无法摆脱罪的习惯对心灵的桎梏。但是，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却不同，因为这时记忆和期待的对象乃是最为真实的存在——上帝。上帝是比人的心灵更加内在的本质，是比人的自我更加真实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把时间中的人和永恒的上帝联系起来。在对永恒上帝的记忆和期待中写作《忏悔录》的奥古斯丁，虽然仍然处于时间之中，但是他难道不是真正幸福的吗？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不幸的根源在于失去上帝和自我，幸福的关键在于重新获得上帝和自我，而这又以理解上帝和自我的关系为前提。记忆和期待之所以能够指向幸福的实现，就是因为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是自我和上帝最为恰当的关系。记忆上帝，意味着承认上帝是先于自我的创造者；期待上帝，意味着认识到上帝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善好。而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人的心灵是上帝的形象，拥有和上帝相似的三位一体，其中，对过去的记忆对应于人的存在，对现在的关注对应于人的理性，对未来的期待对应于人的意志或爱。人的堕落在于其三位一体朝向了错误的方向，而人的得救在于他对三位一体的正确运用。存在、理性和意志并不是心灵具有的三个功能，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心灵的不同描述。犯罪后的人背离上帝的后果既体现为存在于时间中的虚无处境，也体现为理性的孱弱，更体现为意志的错误追求。因为心灵的整体堕落，人的存在是悲惨的在死，人的理性无法把握时间的本质，而人的意志无法朝向真正的善好，反而沉迷于尘世的善好甚至罪的快乐。而人的得救，则在于心灵恢复和上帝的关系，从爱尘世、爱自己转向爱上帝，从理性的骄傲变成真理面前的谦虚，而人的存在也将由时间中的虚无转变为朝向永恒的幸福。
通过正确的记忆和期待，人能够在他身上找到上帝的形象，也就是人的三位一体。而人对他的三位一体的正确运用，则能够恢复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真正的自我。和古典思想一样，奥古斯丁也要面对“认识你自己”的问题，然而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却和古典思想迥异。苏格拉底在执行神谕后得出的结论是，人其实没有什么知识，只能带着无知之知的谦虚不断地追求智慧。事实上，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并没有正面回答“自我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古典思想那里，远远没有在奥古斯丁身上这样复杂和迫切。追求智慧的无知之知，体现出人的自然在于理性，从而运用理性的爱智便是最高的生活境界。但对于奥古斯丁来说，理性，连同人的心灵本身，都不是人的本质。人的真正本质是高于人的上帝，只有认识了上帝并理解了上帝和自我的关系，人才可能真正“认识他自己”。幸福不在于追求智慧的理性活动，爱智的生活只有在爱上帝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通过上文对时间问题的讨论，我们已经触及奥古斯丁的思想和古典哲学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源，正是在于双发对真正的幸福持有不同的理解，而这又集中反映在双方对“认识你自己”这个问题的不同回应之中。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性的地位。古典思想发展到古代晚期，呈现出强烈的宗教化趋势，这在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思想中体现得极为明显。然而，无论怎么宗教化，古典思想仍然坚持理性至上的原则。从根本上讲，普罗提诺的太一不过是对于最高的理性原则的宗教化表达而已；波菲利虽然诉诸各种巫术和魔法以求实现灵魂的解脱，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非理性因素纳入其哲学体系，而是承认没有任何学说能够解救人的灵魂。与此相反的是，奥古斯丁认为，在超越理性的上帝面前，理性的意义是相对的；而在堕落后的人类身上，理性的能力更是极其孱弱。要想获得幸福，除非通过对上帝的记忆和期待。记忆和期待虽然属于人的理性心灵，但是所记忆和期待的对象，却是超越理性的上帝；此外，在奥古斯丁对人的三位一体的阐释中，心灵中的理性对应于时间中的现在，与能够记忆和期待上帝的其他两个位格（记忆和爱）相比，它恰恰是最容易背离上帝，导致骄傲的原罪的。《上帝之城》对古典思想的全部批判，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背离上帝的骄傲理性的批判。奥古斯丁当然不是德尔图良那样的非理性主义者，然而理性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确实不是最高的原则，它必须接受信仰的指引；正如生活在时间中的人，只有在回忆和期待着上帝的前提下，他的现在才可能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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