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随想录》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新时期思想启蒙运动,其言说方式必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作者要借文学完成有效的公共性言说,必须在保证可说、可写、可传播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言说对象和言说方式。《怀念胡风》一文充分体现了《随想录》的言说限度,但它也不时寻找着意义扩张的间隙。《随想录》构建的是知识者与政治之间适度的批判性联系。
去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1955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埃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这一段话最让我动容，老人终于在《随想录》的最后一篇，拿起剖刀，痛苦地对自己的灵魂来一次最深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解剖。我看着“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埃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看着这些蕴积着生命沉淀的句子，这些毫无技巧却又是字字沥血的句子，这些朴实无华恰恰是真诚又悔恨的句子，都想大声地哭一场。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少新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老人继续写道：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
这本《随想录》是我高二时候买的，巴金逝世后，作家出版社再次印刷，我买到的这本已经是第3次印刷了。我一直喜欢巴金，是喜欢他这个人。当时高中，买来也读了，没读完，而且就自己读的内容，理解也不深，印象的也就是巴金老是说“真话”，老是“诉苦”。我一个毛头孩子，怎知道这是对自己无情地批判和解剖呢？今日上午，再次捡自己感兴趣又读了，就做了以上简短的读书摘抄。
看《英语学习》，才知道上个学期读的翻译《浮士德》的钱春绮先生不仅精通德文，而且英语诗歌他也翻译得那么地道。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