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到一本好书，即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手稿》。这本书是钱学森同志的学生郑哲敏送给我的，他是这本书的主编。郑哲敏同志告诉我，学森同志当年在美国长达20年学习和工作的手稿，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钱学森在美国的同事和好友弗朗克马勃教授，在学森匆忙回国以后，细心收集、整理并长期妥善保管，于上世纪90年代送给我国的。这是一份难得的世界科学精神的宝贵财富。我虽不懂得英文，也不懂得力学专业知识，但看到学森同志当年做学问时写得清秀流畅的一串串英文，工整严密的数学公式推导，大量复杂的数值计算，严格规范的作图制表，再加上编者通俗易懂的中文说明，使我看到了在《手稿》中所体现的闪闪发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作风。它使我这个曾经在科学战线工作过的老人，边读边想，勾起我许多美好和幸福的回忆。
记得我与钱学森同志第一次见面，是xx年春节后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当时有200多位科学家聚集在那里，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研究制订我国12年科学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我作为郭沫若院长的助手，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刚一上任，陈毅元帅就谆谆告诫我：“各学科的负责人，是科学元帅（意为科学大师），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做到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这段谈话对我教育至深，至今仍记忆犹新。它成为我在科学院工作的座右铭，也成了我与钱学森同志及众多科学家建立深厚友情的思想基础。
当时，钱学森同志是力学所所长，还担任12年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那年我42岁，钱学森同志长我两岁半。40多岁的他，身材不高，宽阔的脑门下，一双深邃睿智的眼睛，白静的脸庞透着秀气，思维活跃，知识渊博，离开祖国20年之久，仍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浓重的京腔京味，使我感到惊讶。他所作的关于核聚变的精彩报告，令人眼界大开，使大家看到了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在讨论制订规划的过程当中，钱学森发言很积极，他用自己的智慧给规划出了不少好主意，特别是亲自主持制订的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我感到既志存高远又切实可行。郭沫若院长看后更是诗兴大发，当即挥毫赋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云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在规划完成后，又提出“四项紧急措施”，即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包括落实这些措施，学森同志也是立了大功的。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我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十分融洽。学森同志到五院担任院长以后，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兼任力学所所长，对加强科学院和五院之间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全国一盘棋和大力协同的精神，使科学院为配合“两弹一星”的研制，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迅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两弹一星”的国家，所以至今大家都很怀念那个时代。我和学森也成了好朋友。记得当时为选择我国第一个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基地，我和他一起乘飞机勘察选点。一次我到他家，他请我吃炸酱面，使我看到这位大科学家俭朴的生活，感受至深。又一次，我陪郭沫若院长一家、钱学森全家、还有裴丽生副院长一家、范长江一家游览西山，中午郭老请客。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艺术家，大家欢迎她表演节目，她即兴唱了一支陕北民歌“南泥湾”，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饭后又乘火车游览了官厅水库，五家人相处得非常愉快。
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成了耄耋之人，我很希望有机会探讨他是怎样成为一位大科学家的，并把他那极其宝贵的科学精神财富传给后人。拜读了他的《手稿》以后，我初步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我和学森的接触中，经常对他的博学多才感到惊叹。他既有渊博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工程经验，这在科学家中是不多见的。但我过去并不完全知道，他是怎样成为一位科学帅才的。读了《手稿》我才明白，原来这位爱国的科学家为了祖国的复兴，在美国如何发奋努力，攀登技术科学高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