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作为文学研究，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随着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日益高涨，生态文学研究也逐渐升温，在90年代已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国内研究生态文学的著名学者王诺教授如此界定具有当代学科专业命名意义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间关系和探询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
叶赛宁显然不是一个生态文学家，但这并不等于说他的诗作没有生态文学的特点。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坛上的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高尔基盛赞其诗为自然的颂歌：“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人---比天下万物---更配领受）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
一、生态整体观思想
生态文学的最根本特征之一，是体现生态整体观的思想，即自然是个整体，整体内的所有物种都休戚相关。对待人与万物的关系，应该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来审视，而不是从人类利益的角度来审视。美国著名生态文学家和生态思想家阿尔多·李奥帕德在他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开山之作《沙郡岁月》一书中指出：“和土地和谐共存就好像和朋友和谐共处一样，你不能砍去他的左手，只珍惜他的右手。……土地是一个有机体。”他还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生态整体的一分子，“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的角色”,必须“尊敬这个共同体本身”,也要尊敬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显然，此处李奥帕德所说的“公民”指的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公民，而是生态共同体的公民，是自然的公民。
叶赛宁对自然万物充满一种兄弟姊妹般的热爱，因为在他的诗中，大地、山脉、河流、植物、动物等与人类都是自然的一分子，他们共同构成了生命的整体，和谐共存于生机勃勃的大自然这个有机体。较早译介、研究叶赛宁诗歌的顾蕴璞先生指出，“在叶赛宁的诗中，不仅花鸟虫鱼、风霜雪月有了思想和感情，而且声光色味也具备了肉体和灵魂……”因此，读者一旦步入诗人所构建的“自然王国”里，就真的好像置身于美妙的大自然中，在诗人的引领下，最大限度地开放我们的感官，去看、去听、去嗅、去触摸，感悟自然的瑰丽和神奇。我们看见“在天空的蓝色盘子上，黄云吐着蜜香的轻烟”,春日里“稠李飘花似雪飞扬”,清晨“金色的星辰眨着惺忪的睡眼”,“睡梦初醒的小白桦微微一笑，晨风缭乱她那丝样的发辫”“湖面上织就了彩霞的锦衣”“白嘴鸭群拱着羽背在垄田上飞奔”“牧童在河那边牧牛放羊”,月光下的河流“闪闪发光，洁白的泡沫随波流淌……”我们听见“寒冬在歌唱”“风儿吹奏的啸声悠悠响”“沼泽里有只苍鹭在叫唤，趟得水噗嗤噗嗤直响”“夜莺把玫瑰呼唤”“猫头鹰叫出凄切的秋声”“马的鼻息声”阵阵，“牧笛的颤音”朗朗，“少女的笑声像一串耳环丁零当啷”“河那边的公鸡喔喔的啼唱……”我们嗅出“田野浮动着玫瑰的暗香”,“空中飘散着苹果和蜜的清香”,远处“飘来的野菊味和黄蜂的蜜香”“夹竹桃、紫罗兰竞相飘香……”叶赛宁抒情诗里的自然王国实在是一个活色声香的世界，那里五彩斑斓，芳香四溢，仙乐飘飘，诗人与读者都不自觉地融入其中，成为自然王国的一个成员。诗人对大自然充满深情的描绘，体现诗人对自然的挚爱以及对自然亲密接触的快乐感受，诗人曾唱吟道：“我太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使心灵化为血肉的物品”（《如今我们都渐渐地离去》），“万物都有自己的步法：有的悦耳朵，有的愉眼睛”（《我恋人的一双手像一对天鹅……》），诗人这种对自然万物的咏叹犹如美国生态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所描绘的那样：“全身只有一个感觉，每一个毛孔中都浸润着喜悦。我在大自然里以奇异的自由姿态来去，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
叶赛宁热爱自然万物，他认为，人与万物同为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平等而沟通，和谐而共存于同一的自然这一整体之中。比如，他在诗中吟道：“我们都是蓝色苹果园里的苹果和樱桃”,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小兄弟那样，/从没把动物的头碰一碰”（《如今我们都渐渐离去……》）；“我是动物的亲密朋友，/每句诗能医治它们的心灵”（《我不打算欺骗自己》）。
毋庸置疑，叶赛宁抒情诗传达着万物平等、和谐共存于大自然这个整体中的生态整体观思想，体现了生态文学的核心特征。
二、生态责任和生态理想
生态文学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理想，因此，表现人类的生态责任和生态理想是生态文学作品的又一个突出特点。
叶赛宁的《狗之歌》是一首著名的生态诗。一头母狗生下一窝狗崽---七只清一色棕红的小狗，然而这七只刚生下来的狗崽却被阴沉沉的主人装进麻袋背走了。母狗发疯地追着，眼见着七只狗崽被扔进冰冷的河里淹死了。“当母狗踉踉跄跄往前走，/一边舔着两肋淌下的汗流，/农舍上悬挂的那钩残月，/在它眼里也像一条小狗。/母狗对着这幽蓝的高空，/眼巴巴望着，哀号不休。/淡淡的月牙轻轻溜走了，/藏到了田野小丘的背后。/恰似有人投去戏弄的石头，/母狗却当作施舍物接受，/眼泪便暗暗朝雪地滚落，/仿佛正陨落金色的星斗。”品读此诗，我们仿佛与诗人一道置身于茫茫时空中，亲眼目睹发生在母狗身上的这一切，并感同身受地与母狗一起品尝着生命的悲哀与绝望。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者周启超先生读了此诗后，认为“其间不无对任何一种顺乎自然的天性之美遭遇人为破坏的指责”.
叶赛宁在《母牛》一诗中对母牛遭遇的描写同样撼人心魄，令人垂泪。一头母牛为主人耕作了一辈子，但“它老了，牙已掉光”时，“牧人把它打得真狠”,而且，这并不算完，等待它的命运是“脖子套上绳索”“牵出去宰杀”---母牛，“它怨恨、忧伤和嶙峋，/往地里戳入犄角……/它梦见白色的树林，/和牧场一片青草”.
顾蕴璞先生认为，“可以把母牛视为遭到人的不公正待遇的动物界的代表，诗人以一条母牛的悲惨经历说明：牛为人出过力，立下汗马功劳，但人对它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叶赛宁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的，而是站在牛的立场上，倾吐宛似发自母牛肺腑的语言”.我们认为，这两首诗都是诗人站在动物的视点上，对人类无情地蹂躏动物发出的最有力的控诉和抗议，是诗人对完全从人类的角度来评价自然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如果人们都能像诗人那样视动物为“兄弟”“朋友”,把它们也看成与人类一样同属于生态整体中的成员，那么人类就会带着关爱之心来善待它们了。人类蹂躏动物是因为人们把它们看成是属于我们的物品。李奥帕德指出：“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因此，这两首诗既是诗人代表动物界对人类蹂躏动物所发出的抗议；同时，它们又隐含着诗人对人类应具有的自然道德或生态道德的呼唤，呼吁人类应该承担起关爱生灵和保护自然的使命和责任。
在叶赛宁的抒情诗中，不仅花草树木、各色小动物极富灵动之气，甚至日月星辰、大地山川、蓝天白云、小溪飞瀑也都活了起来，就连时间、空间也仿佛得了灵性，有了形体，而人---原本作为“万物灵长”“万物主宰”的人却并不是作为主角登场的，他只不过是作为万物的一分子而侧身其中。异彩纷呈、仪态万方的自然万物再也不是作为背景和陪衬而出现。同时，诗人却像一位无所不能的向导，快意无限地引领人们领略自然万物的美妙，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诗人与自然万物相知、相识、相互游戏，怡然自得，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了。比如，“母牛与我侃侃谈心，/用点头示意的语言。一片芬芳的阔叶林，/用树枝唤我来到小河边”（《我是牧人，我的宫殿……》）。
叶赛宁抒情诗常常将人与自然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有时，人就是自然，自然也是人，“在创作中达到了西方诗歌中罕见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让人与自然和谐地组成了一个有机世界，物即我，我即物”.比如，在诗人营造的自然王国里，诗人常常将自然万物视为人的模样，即“物即我”---“那里有棵幼小的枫树，吮吸着母亲绿色的乳房”（《朝阳像殷红色的水流》）；“我家的狗以拜伦的风度在大门口吠着欢迎我”（《回乡行》）；“月亮很快要用雪擦澡了，在枝杈儿的疏发上栖身”（《猫头鹰叫出凄切的秋声……》）……诗人有时也喜欢把人视作万物的模样，即“我是物”---“我今天像只母鸡似的，生下一个金色的鸡蛋”（《乐土》）；“金色的发丛已在凋零，我的头颅到处飞翔”（《猫头鹰叫出凄切的秋声……》）……
最能体现诗人生态理想的一首诗应是《我是牧人，我的宫殿……》。在诗中，诗人以“牧人”
自居，将自己和动物、植物等一视同仁地看成大自然的成员，将自己淹没在绿波荡漾的田野---看青山黄云，听松涛低语、鹬鸟声声，瞧白杨的风采---“披着露珠的衣衫，在沉沉暮霭中绿光莹莹”;与母牛谈心，听从“一片芬芳的阔叶林”召唤，来到小河边；“忘却人世间不幸事，/吹倒的树枝上安眠。/面对殷红的`朝霞划十字，/还在小溪旁边进着圣餐”.诗人完全把自己融入到自然这幅瑰丽的画卷中。前苏联评论家菲力波夫认为，叶赛宁“反映的不是人和自然的亲属关系，不是他们的亲近，而是人与大自然的完全结合”.在《我踏着初雪信步前进……》这首诗中，诗人写道：“啊，林中遮天蔽日的雾气！/啊，白雪皑皑的原野多快慰！/多么想把我的两只手臂，/嫁接上柳树的木头大腿。”在这首吟雪的诗里，诗人深深地陶醉在雪后大自然的怀抱，心中幻想着与其中的景物骨肉相连，渴望着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许多当代生态文学家看来，能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人类回归自然的最高境界，而回归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学的永恒主题。不难看出，叶赛宁的抒情诗十分巧妙地传达出诗人追求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并渴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理想。
三、文明批判与生态预警
生态文学探询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预测人类生态环境的未来状况，因此，文明批判与生态预警也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
诗人木心先生称“叶赛宁才是最后一个田园诗人”.这大抵缘起于诗人在1919年至1920年前后所写的几首著名的诗：《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四月祭》《无赖汉》……在这几首诗作中，诗人尖锐地预感到工业化将会破坏乡村自然美景，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如，在《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中，诗人写道：“不久将走出个铁的客人，/踏上这蓝色田野的小道。/这片注满霞光的燕麦，/将被黑色的掌窝收掉。/这就是无生命异类的手掌，/有你们我的诗就难生存！”诗中的这个“铁的客人”象征着工业文明的火车，它的到来势必要毁掉“这片注满霞光的燕麦”,也就是毁掉乡村田园的宁静和美丽，同时毁掉的还有诗人那“用木樨草和薄荷喂养过”的“xx的诗篇”.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诗人心中那源于自然的美丽诗篇也将随着美丽乡村---这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栖居之地的消亡而消亡。
在《四月祭》里，诗人为徒然与铁甲列车比拼的“红棕毛的小马驹”的命运悲叹：“您可曾见过：一列铁的火车/用铁爪在草原上奔驰，/用铁鼻孔打着响鼻儿，/在湖泊的迷雾中隐没？/还可曾见它背后/有一头红鬃马驹跑跳着，/穿过一路的草丛，/把纤细的前腿抬近头部，/宛如节日里赛马的角逐？/可爱而又可笑的傻瓜，/它往哪追，朝哪赶呀？/莫非它还不知道/铁马已战胜活马？”此处的“红棕毛的小马驹”无疑是“乡村俄罗斯”的化身。诗人痛彻心扉地为“乡村俄罗斯”的即将逝去而悲鸣、哀号。
同时，诗人再一次对工业化所导致的自然美的消失、灾难性的污染做出预言性的描述：“毁灭的号角吹响了，吹响了！/我们如今可怎么办，怎么办，/在这肮脏无比的路的大腿上？/……初寒不久将撒一层霜灰，/染白那个镇和这片草地，/我们无处可躲开毁灭，/我们无处可逃往避敌。/你瞧它，腆着铁的肚皮，/将巴掌朝平原的咽喉伸去……”
诗人天才般地预见了工业化对生态环境---诗意的“乡村俄罗斯”的破坏，这既是对人类工业化破坏自然的生态预警，又是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诚然，诗人的思考与预言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的正确与伟大已为历史的实践所证明。前苏联著名学者科瓦廖夫指出：“他的思考具有很大的预见性，这一点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比如，诗人号召保护大自然，而今天环境保护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问题。”这种预见无疑影响了当代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当代俄罗斯许多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俄罗斯文学中的生态思想，其中首当其冲的理应是叶赛宁诗作中所体现的生态文学思想。比如，列昂诺夫的小说《俄罗斯森林》、艾特玛托夫的小说《白轮船》《花狗崖》《死刑台》、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拉斯xx的小说《告别马焦拉》以及诗人普列洛夫斯的诗作《自然保护区》《西伯利亚人》等，它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叶赛宁抒情诗中所揭示的生态思想，具有鲜明的生态文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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