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人们越发重视合同，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签订合同能够较为有效的约束违约行为。那么相关的合同到底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保险合同5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保险合同 篇1
一、区法院近五年来受理保险合同案件的基本情况
1、受理案件逐年增长，争议金额逐年递增。自20xx年以来，该院受理的保险纠纷案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xx年共受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16件，占全院商事受案数的0.8％，涉案标的额32.3万元；20xx年，受理57件，涉案标的额93.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了256%和190.1%；20xx年，受理21件，标的额127.6万元，同比分别-63.2%和+36.2%。20xx年，受理23件，标的额200.3万元，同比上升了9.5%和56.9%。20xx年，受理31件，标的额298.2万元，同比上升了34.8%和48.9%。
20xx年至20xx年区法院受理保险合同案件情况
2、案件调解率低，判决率高。许多保险合同纠纷争执的焦点往往是保险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此当事人之间调解、和解的空间小，加之许多保险公司认为调解往往涉及到内部责任承担，对调解设置了繁杂的内部审批手续和严格的权限，导致此类案件中保险公司的调解意愿不强，调解率远低于其他民商事案件。20xx年以来共审结的142件保险合同案件中，判决结案79件，占结案总数的55.6%；调解23件，仅占16.2%；撤诉及其他结案40件，占28.2%。
3、案情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20xx年以前受理的案件，案由较为单一，大多是以机动车保险、火灾险和运输险等普通财产保险和各类人寿保险为主，且多因保险人拒赔保险金而由被保险人发动的诉讼。而近年来，案由趋于多样化，消费信贷保险、兼有委托理财性质和保险合同性质的理财型保险等新类型保险合同纠纷不断出现，且既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起诉保险人的，也有保险人起诉投保人的（保证保险纠纷、保险代位权纠纷及追索保险费纠纷）；既有给付之诉，也有确认之诉；既有继续履行合同之诉，也有解除合同之诉。
4、对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致或缺乏核查证据，过错责任难以认定。保险合同纠纷当事人往往就关键事实各执一词，但又难以提供有效证据。纠纷发生后，双方极易产生争执，双方矛盾仍主要集中在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保险公司是否应当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比例上，特别是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及承保、理赔范围条款理解不一的争议。财产保险案件中，在保险事故发生导致证明保险标的价值的发票、账册等相关证据灭失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赔偿金数额也成为案件审理的难点。
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较少，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较多，结案周期长。20xx年该院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按照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共6件，占总结案数的19.4％；按普通程序结案的25件，占总结案数的80.6％。鉴于保险合同案件的特殊性，立案初期虽然大多适用简易程序，但在审理过程中，往往因遗漏加当事人或案情复杂而不得不转为普通程序予以审理。此外往往还需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或需进行重新鉴定、评估或当事人要求法院进行调查取证，有的案件存在多次调查、多种鉴定，如当事人申请进行保险合同事故调查追加当事人等事由，甚至为了进行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对是否投保人亲自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等，因此，审理周期长的情况较为突出。
二、保险合同纠纷在审理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
1、投保人、保险人诚信缺失。保险合同纠纷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双方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争论上。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原则贯穿于保险合同的始终。但在缔结、履行保险合同过程中，投保人、保险人常采用“擦边球”的方式规避“诚信”义务，主要表现为：投保人缺乏诚信，不愿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司法统计结果显示,区法院在20xx年审结的案件中，由于投保人不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导致保险人不履行赔偿义务而产生纠纷的约占保险合同案件的40%。此外，保险人为多发展客户，保险代理人只说明对投保人有利的内容和解释，不利的不说或轻描淡写的进行解释，不能让客户正确认识和知晓合同内容，从而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的现象普遍存在。
2、保险合同条款专业性太强、不易理解且内容分散。主要表现为：（1）保险条款语言不够通俗，内容复杂，合同附件太多。现行的保险合同普遍不易让人看懂，在对保险合同的理解上，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均有一定困难，法官也要对保险合同条款前后对照阅读方能理解。（2）保险合同内容分散性强，重点不集中且互相否定。保险合同中，常常同一个内容的描述会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一些偏僻的地方多次出现，并且这些内容互相之间有相互否定的作用，所以一旦不注意否定项，则可能会因此而遭受损失。
3、保险人理赔审查过严，手续烦琐。保险人往往在未认真审核的情况下即承保，出险后却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审查拒赔。一方面以内部严格的审批程序和设置繁琐的理赔手续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花费大量人力去调查与免责相关的事项，动辄提出免责。
三、引发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原因分析
1、保险公司自身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1）内部管理不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保险代理人管理不到位。特别是保险代理人违规操作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保险代理人代投保人填写投保单内容甚至代签名的现象较为普遍，一旦出现诸如带病投保情形而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往往以保险代理人未履行条款说明义务为由抗辩，从而形成纠纷；二是保险公司内部各部门协调不够。（2）履行说明义务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一是保险条款本身没有体现明确说明义务的要求。二是没有对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进行提示或特殊印制。三是对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概念理解过于狭隘，认为仅指除外责任条款，没有认识到限制保险人责任的免赔额（率）条款和被保险人违反义务保险人可解除合同或拒赔条款也属于责任免除条款的一部分，因而未予以明确说明。
2、保险法律法规不完善，司法解释较少，导致法律理解和适用上存在较大的分歧。随着新型保险业务和新类型保险案件的不断出现，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已明显滞后，导致实践中诸多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上都存在较大分歧。保险立法滞后于保险业务实践，是引发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原因。
3、监管缺位。尽管我国有保监会专门行使对保险业的监督权，但是，现行的保监会在监管业务上仍然存在较多的缺位，这是导致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管理因由。保险业监督管理机构侧重于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却不能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实施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对合同陷阱、规避义务和责任的保险合同内容的监管方面，还停留在理论阶段。监管缺位，导致许多投保人、保险受益人明显感觉到受到了欺骗，但却苦于无处可申，于是不得已只能选择诉讼的.途径，从而引发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四、对策和建议
1、完善保险法律法规。完善和修订作为规范保险活动基础的保险法律法规，是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根本之策。但是，法律有其自身的滞后性和稳定性，使得法律滞后于现实，法律也不可能随时修订。因此，在成文法传统中，常采取司法解释的方式及时回应现实对法律的新期望和新要求。法律法规的完善，不应要求是全面的完善，而是针对当前保险法律存在的漏洞和缺位，通过立法加以填补，使保险合同行为有法可依。
2、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审判人员应牢固树立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由于保险合同纠纷具有与普通商事合同案件所不同的所特有特征，在审理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使原本已经“倾斜”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不平衡，从而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害，进而危及法律和法制的尊严。因此审判人员必须牢固树立平等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的理念，按照保险合同特有的规律和规则，结合商法的原则与精神以及保险原理，妥善处理保险纠纷。
3、规范保险公司的企业行为。一是规范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特别是规范保险行业的管理，加强对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通过有效的制约措施，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二是完善保险公司的市场主体角色，强化其社会责任。主要是明确其作为救济人一方的救济义务。同时，通过加强监管的方式，及时发现和处理保险公司的亏损经营行为，使得投保人免受其经营不善的影响。三是规范保险公司的理赔程序。目前的保险合同纠纷，主要还是理赔难的问题引起。理赔难重点体现在理赔无门、理赔成本高、时间长、理赔不公平等。因此，解决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必须明确规定保险理赔的程序及理赔期限，通过规范化的保险理赔行为，公开化理赔程序和标准，改变目前理赔属于保险公司内部行为的不合理现象。
4、保监会的监管意识、监管力度和监管水平需要进一步增强。一是变事后监管为事前监管。二是应把监管和服务结合起来。作为保险业专门监管机构，保监会不仅要依法约束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也要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和帮助，尽力帮助排除影响保险业发展的障碍。三是保险监管机构在对保险公司制订的保险条款履行审批和审查备案程序时应坚持合法原则，这是从源头上规范保险公司经营行为的重要举措。
保险合同 篇2
一、保险合同的变更：
书面，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投保人和保险变更保险合同的，一般不必征得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同意，但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必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
(一)保险合同变更的要件
保险合同的变更必须符合如下条件，才产生变更的效力：
①保险合同的变更必须以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的存在为前提。
②保险合同的变更可因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发生。
③保险合同的变更必须符合法定形式。
(二)保险合同变更的效力
(三)保险合同变更的程序
二、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保险合同解除
解除保险合同必须符合如下条件：
①保险合同解除的对象是依法成立的有效保险合同。
②该保险合同尚处于履行或正在履行但尚未履行完毕这两个阶段，保险合同一旦履行完毕，也不存在保险合同的解除，而仅涉及到保险合同的终止问题。
③保险合同解除必须具备一定条件。
④保险合同的解除必须存解除行为。
⑤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必须在法律法规、当事人约定或合理期限内行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
(二)保险合同的解约权人：保险人和投保人
(三)保险合同解除权在当事人之间合理配置的立法原则
投保人以任意解除合同为原则，以不能解除为例外;
保险人以不能解除合同为原则，以能解除为例外;
(四)保险合同解除权的类型
1.约定解除，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是保险法规定的范围;
2.法定解除：
1)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2)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违法行为;
3)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应尽的责任;
4)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
5)人身合同效力中止两年;
6)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增加。
7)保险标的发生部分损失。
(五)保险合同解除的程序
(六)保险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1.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
人身保险合同，储蓄性，两年以内的扣手续费，退还;交费两年以上的，退还现金价值;
财产保险合同，看保险责任是否已经开始，开始的按日期折合，没有开始的，退还;
2.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
保险合同 篇3
1、保险合同的约定期限届满;
2、保险人履行了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
3、保险标的发生部分或全部损失;
4、《保险法》规定的其他合同终止的原因：
(1)财产保险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被保险人未按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2)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
(3)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
(4)人身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
保险合同 篇4
在保险合同中，有一条约定叫“除外责任”，顾名思义，就是保险公司不需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果被保险人因为 “除外责任”条款中的原因而导致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如果有意为之，并向保险公司索赔，那就变成了一种犯罪行为，俗称“骗保”或“诈保”。
20xx年10月，山东省青岛一名男子自砍手指，骗保45万元，获刑5年。20xx年7月7日，江苏省大丰市小海镇杨树村一名男子为偿债弑父骗保，被判死缓。
可见，保险合同中“除外责任”的约定对我们多么重要。它不但是对我们自身行为的一条基本准则，也是对被保险人的特别保护。那么，“除外责任”到底都包含哪方面的内容呢?
我把它大致归纳为三大类：
第一类，被保险人个人的故意行为导致的人身伤害。在前几期，我跟大家聊了一些商业保险运行的重要游戏规则，比如说保险利益原则。就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要有保险利益，这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自身利益。这里，再跟大家分享另一个重要游戏规则，就是损失补偿原则。这条原则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商业保险只是一种风险转移和风险补偿的财务方案，即我们通过平时的小额保费支付，来应对将来风险发生时的大额支出;商业保险不是以小搏大的盈利工具。因此，《保险法》和保险公司都会极力预防一些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除外责任条款就是最主要的体现之一。
比如说，被保险人不能故意自伤、自杀、犯罪、拒捕等故意行为来获取保险公司的赔偿;也不能因为有了保险保障就故意挑衅斗殴、吸毒和醉酒等。
第二类，投保人或受益人故意伤害被保险人。保险传递的是对家人的责任和关爱。为了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的自身利益不被伤害，在《保险法》和保险合同中都有相关规定。比方说，保障未成年被保险人利益的保额上限规定，而除外责任中的这一类约定也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像上文中说的江苏男子，虽然是父亲保险的投保人，但是他的行为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第三类，系统风险的发生。系统风险又称不可分散的风险，而保险公司的可保风险是可分散的纯碎风险，即这类风险既可分散，又是那种发生后只会带来损失不会带来获利的风险，像炒股的风险就是有获利可能的风险，保险公司是不保的;像战争、核能、内乱、地震等，是不可分散风险，保险公司一般也是不保的。
我们在前几期已经知道，保险产品的定价是基于风险发生的普遍性和可测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可以通过风险发生随机分布的特征对其频次进行测量，以此为基础测定保险产品价格。而上面讲的战争、内乱、地震等风险造成的风险发生的范围特别广、损失程度特别深，破坏了一般的定价基础。因此，通常列为“除外责任”。
当然，纯粹从理论上讲，保险可以做到“无所不保”。在国外，也有公司尝试推出过“战争险”，但是这样一来，保险产品的价格就会极高，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有可能比风险自留还要不划算。这样的产品责任虽然广，但在市场上必然是少人问津，最后只得退出市场。因此，把系统风险放在除外责任中，其实在笔者看来，是一种相对比较经济的风险转移方案。
在实际选择保险产品时，各家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大体相同，但也略有区别。比方说，有的产品就没将地震、艾滋病、醉酒等列入“除外责任”之中。
但笔者认为，对“除外责任”的深入了解，目的在于明确保险保障期间的自身行为的底线，至于如何为自己购买最合适的保险产品，大家还是要全面评估自身需求和购买能力，认真阅读保险合同条款，然后再作选择。
保险合同 篇5
【摘要】保险合同理赔纠纷的传统处理主要包括诉讼和仲裁两种方式。但这两种处理方式都存在明显效率低、高成本的特点,尤其不适宜处理案情简单、标的额较小的保险合同纠纷。随着保险消费者快速、低成本处理纠纷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开展了大量探索,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各省市的派出机构也指导当地保险行业协会结合实际,大胆实践,摸索出若干种新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调处模式。
【关键词】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调处
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高度格式化和专业化的合同,在订立和履行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投保、续保、理赔而发生纠纷。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诉讼和仲裁。但是这两种保险合同纠纷处理方式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首先,纠纷处理费用高,很多小额保险合同纠纷的保险人考虑到成本与效益的比例关系,不得不放弃应有权益。
其次,纠纷处理时间长。被保险人经常在漫长的诉讼和仲裁程序面前望而却步,放弃了维权的努力。
再次,纠纷处理专业性差。从实际情况看,部分法官和仲裁员保险知识普遍比较薄弱,案件的质量难以保证。
最后,执行有难度。某些保险公司虽然一审败诉,但为了迫使被保险人对一审判决作出让步,有意提起二审,以合法形式拖延履行赔付义务,甚至在判决生效后也不积极履行判决书,迫使被保险人交纳申请执行费。
伴随着我国加入时间贸易组织后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尤其在《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xx〕23号)发布后,建立一种新型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成为保险业发展十分急迫的任务。
1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相关的五种模式
上海模式。依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保险合同纠纷。可见上海模式在法律上应归属人们调解制度范畴。
甘肃模式。由于采用了设立仲裁委员会分会的形式,所以法律程序上应归属于仲裁范畴。
安徽模式、山东模式各有特色,但均未明确归属的法律制度范畴。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荐模式。在保监会推荐模式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纠纷快速处理机制应采用哪种法律模式,但在“处理机制的运行模式”部分规定“结合我国保险业的实际,调处机构采用调解模式……此外,为提高处理机制的效率,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用调解与裁决相结合的模式处理保险合同纠纷。”
以上五种模式的关系。前四种均为省级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第五种模式,制定主体虽然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但在该文件已明确其性质为“指导意见”所以,这五种模式相互平行,没有效力等级区分。
纠纷解决是广义的司法制度组成部分。保监会通知不具有立法效力,各地保险行业协会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仅仅依据通知建立新的就纠纷解决机制,不但难以与现有制度衔接,也破坏了司法制度的统一性。
2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若干制度评析
2.1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构和人员
(1)保监会模式。规定“可以在保险行业协会成立调解处理机构(以下简称“调处机构”)”。在具体案件的调处过程中,“被保险人对调处人员有选择权。涉案保险公司的员工应当回避”
(2)甘肃模式。设立的仲裁委员会分会,实际是仲裁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聘请了若干保险业工作人员作为仲裁员。
(3)上海模式。①调解委员会置备有调解员名册,供争议各方查阅。②调解人员的选定基本上参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
(4)安徽模式。①裁决员在主裁人领导下,负责具体裁决和调解工作,并实行回避制度。②裁决可以采用裁决员或者裁决组的形式。但对裁决组的人数未作规定。
(5)山东模式。①纠纷调解工作由本会办公室从本会成员中指定调解员组成调解小组进行。②调解纠纷涉及调解员任职保险公司的、调解员与申请人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的、调解员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内有人受聘于当事保险公司的,该调解员回避。
综合以上情况,有几点重要问题的对比:
1)是否需要采取合议方式处理纠纷。从以上模式看,有的没有规定,有的规定必须采取合议方式,有的提供了合议和独任两种模式供实践中选择。采取独任方式更有利于时限该制度的设立目的,采用合议制容易失去快速处理机制的优势。
2)回避范围问题。而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的处理结果,无论是调解还是裁决,均对被保险人一方没有强制约束力,被保险人一方可以继续采取其他方式维权。所以,当调处人员与争议的保险合同没有直接厉害关系的时候,可以不回避,这也切合我国保险业从业人员流动较大的现实。
2.2案件处理时限
(1)保监会模式。调处工作应当自立案之日起20日内结案,经争议各方同意,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10日。
(2)甘肃模式。依据仲裁法律法规和仲裁规则。
(3)上海模式。调解工作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结案。
(4)安徽模式。对于裁决纠纷,裁决员或裁决组原则上应当在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裁决完毕。
(5)山东规则。调解纠纷应自受理立案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
2.3 案件处理经费:保险行业协会是社会团体,处理合同纠纷不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国家没有拨款,因此决定这项制度存续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经费问题。
(1)保监会周延礼主席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原则上我们不提倡收取被保险人的调解费用,但对保险公司一方,各地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是否收取费用”
(2)上海模式。调解员因调解而可能发生的费用,由争议各方在调解意向书中约定分担和垫付的比例。
(3)安徽模式。规定了经费的来源包括“保险行业协会划拨的费用”“参加裁决机制的会员公司交纳的费用。”“其他合法收入(如咨询费等)。”
(4)山东模式。“调解纠纷不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同时,保险公司在《保险索赔纠纷调解承诺书》中承诺“同意承担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所发生的费用。”
保险行业协会的性质是“行业自律组织”,不是经营主体,其收费除了会费以外,应当具有合法的理由和依据。在上海模式中,采取的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制,而按照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这就使上海模式下,保险同业工会调解收费涉嫌违反法律法规。
3几点建议
在当前保险市场诚信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合同纠纷解决机制是保险机构和保险监管者需要共同面对的复杂艰巨任务。笔者认为,建立该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法律问题:
从宏观上,将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置身于我国司法体系之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照搬国外模式往往脱离中国司法体制的现状,造成目前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不能适应中国实际,缺乏生命力,甚至在很多省市根本无法开展或开展后形同虚设的现状。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的保险合同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定位不清。有的试点地区将其定位为仲裁机构;有的试点地区将其定位为人民调解制度,但在具体规定上又违反了人民调解制度具体规定;还有很多地区根本没有定位,在机制设立的文件中以保监会通知为根据,缺乏牢固的制度根基。
二是现有的探索还不能取得保险公司的信任。保险公司普遍对纠纷处理机制抱有戒备。1.试点规定不利于保险公司。大部分规定无论胜负,均由保险公司承担费用。2.诉讼和仲裁可以约束双方当事人,而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下作出的处理仅仅约束保险公司一方,保险公司在处理后不得再通过诉讼仲裁寻求保护,被保险人则可以不受约束,即可以选择接受该处理结果,也可以反悔并通过诉讼仲裁获得更多利益。3.“强制裁决”涉嫌违法。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中均强调了人民调解需要遵循自愿原则,当事人不接受调解的,不可以强行调解,调解协议应当双方自愿,不可以强制裁决。
三是被保险人也对这种机制充满了怀疑:1.处理纠纷的人员大部分都是各保险公司的在职和退休工作人员,其公正性受到怀疑。2.部分保险公司不参加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这些公司的被保险人不能获得快速处理机制的保护。
为了获得双方信任,必须公平合理设定双方权利义务。伤害任何一方基本权利和不公平待遇都会使这种实践丧失生命力。
笔者建议:
第一:在收费问题上,如果将机制定位为人民调解制度,则不应当收费;如果将制度定位为仲裁制度,则按照相关规定收费。
第二:在处理机制上,充分利用人民调解机制的制度资源建立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避免在探索中失去制度根基。
第三:充分尊重合同双方意见,取消强制裁决和剥夺一方诉讼权的规定,只有在双赢的前提下,才能充分体现调处机制的优越性。
第四:终止各地区保险合同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的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模式,以适应全国保险统一市场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
[2] 左为民,李玉福.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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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依维.保险知识百问百答.机械工业出版社,20xx年版
[6] 贾林青.保险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7]李宏勃.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访.清华大学出版社,20xx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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